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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慢按:近年来中医火起来了,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也在推广中医了,中医人也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刊登一篇文章,引导大家如何学习中医,希望把大家学习中医的这把火烧的更旺!文中强调从伤寒论入手,从经方入门的经验是很值得参考的,老慢认为各种辨证方法包括六经辨证无非都是套路,是训练初学者的一套方法,不是经方之核心,所以如果感兴趣,不妨在熟悉方证 ,学会识证的基础上理解六经辨证是比较合适的。

转自:百度文库

学医从伤寒入手,始则难,继而大易;从杂症入手,始则易,继而大难。

一、从读《伤寒》入手,走进中医之门

我虽然有中医世家的背景,但青年时代并没有立志学中医。高中毕业,又经过几年的动荡生活之后,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跟随伯父学习中医。当时,已经24岁,用中医的行话来说,已经没有“童子功”了。要强记许多内容,实在难以做到,但理解能力,生活阅历,比一般青年学子要胜过许多。伯父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,作为一个中医临床家、教育家,在对我的“因材施教”方面,显然是有所考虑的。他不让我读其他中医古籍和现代教材,甚至先不读《黄帝内经》,直接读《伤寒论》。

这是一种取法乎上、高屋建瓴的人才培养方式。伯父的理由很简单:每个人接触新的事物,总是“先入为主”,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。学中医,方向要选对,第一步走好,以后的道路就广阔了。他反复强调陆九芝的名言:“学医从伤寒入手,始则难,继而大易;从杂症入手,始则易,继而大难。”虽然此说与陆九芝的原话有些区别,但经过伯父的改造,更加令人印象深刻。

伯父还说:“我从医几十年,到老来才大彻大悟,读《伤寒》、用经方,是学中医最好的捷径。”这种久历沧桑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,多么值得后人重视!每年秋天,伯父都要抽出几天时间,虔诚地把《伤寒论》从头到尾温习一遍。这种坚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,我相信伯父给我指点的是一条中医成才的捷径,只要心无旁骛地走下去,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,不必问“为什么”。

二、学会识证用方,即可临床看病

伯父告诫我读《伤寒论》时,不必陷入原文的争论,不必“死于注下”,一定要掌握“方证对应”这个核心。他说:“古人云‘有是证,必用是方’。有‘往来寒热,胸胁苦满,默默不欲饮食,心烦喜呕’,必用小柴胡汤;有‘头痛,发热,汗出,恶风’,必用桂枝汤。使用经方治病,势必如此,要方证对应。”

几十年来,我虽然没有学过西医的解剖、生理、病理,却毫不畏怯地上临床,看门诊,疗效颇佳,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医疗失误,关键就在于掌握了中医这套“识证”、“用方”的本领。

在最初通过熟读《伤寒论》,建立了牢固的经方思维之后,几十年来,我按照伯父的教导,把读书的重点始终放在方剂上,包括经方、时方、经验方三大类。十分留意收集和运用古今有效的名方,并遵循伯父的教诲,凡是适合运用经方治疗的病证,尽量使用经方;感到经方不足以解决的,则合用或选用后世所研制的“时方”,以及民间有效的经验方。

时方、验方,是对经方的继承、补充、发展的关系,三者不应当偏废。因此,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,既要熟读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原文,熟练掌握二百余首经方的使用标准和范畴,并不断施用于临床、验之于实践;又要经常阅读后世医家、特别是当代名家的著作,从中收集和储备大量有效的治疗方药;最重要的,还要将时方、验方也纳入到“方证对应”的思维系统中,明确这些后世方所适合的证候与病机,用以丰富自己的临床知识,解决实际问题。

总之,在掌握大量古今名方的基础之上,寻求每一首方剂的“方证对应”切合点,大胆运用于临床,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空洞的理论探索方面,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中医临床家的重要途径。

三、回归六经辨证,掌握三分思维

迄今为止,历代中医所创制的方剂超过十多万首,经方只有269首,但经方所展示的群体的疗效,是后世方难以超越的。这是为什么?因为《伤寒论》《经匮要略》所载的经方,是东汉以前众多名医集体创造的成果,大多数出自《汉书?艺文志》中的“汤液经”。经方的形成,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锤炼,是数十代医家临床积累的精华,代表了中医学体系形成时期方剂学的最高水平。换言之,张仲景不是经方的创造者,而是经方的收集者、运用者、集大成者。

因此学经方,用经方,不能看着是学习张仲景一个人的经验,而是学习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群体医家的经验,经方的疗效与一般形成时间较短、经历临床考验机会较少的后世“时方”相比,显然要高出很多。

张仲景对于经方的贡献,不在于创制了经方,而在于将经方纳入到“六经辨证”体系中,使得269首经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,发挥群体的效用。在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,六经辨证的方法,不仅用于辨治伤寒这种外感病,也用于辨治其他各种杂病。这意味着,对所有疾病的治疗,都是采用统一的辨证论治方法。

在王叔和整理的《伤寒论》中,尚保存了六经辨证的方法论,而在800年之后,宋代整理的《金匮要略》中,已经完全见不到六经辨证的踪影,用的是按病归类,分篇论述的方法。当代有的医家认为:“仲景以六经辨伤寒,以脏腑辨杂病”。这是一种误判!在《金匮要略》的各篇中,根本找不到系统的脏腑辨证的证据。宋代在整理《伤寒杂病论》时所造成的历史失误,导致六经辨证的辉煌成就,从此黯然失色!

上个世纪初,日本卓有见识的经方派医家,试图恢复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原貌,特别是汤本求真编写的《皇汉医学》,1927年一经出版,就在中国就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章太炎曾经感慨地说:“仲景若在,则必曰,我道东矣!”此书最大的贡献,在于把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两书的经方合为一体,统一在“六经辨证”之下,这是试图恢复《伤寒杂病论》原貌的一种大胆尝试。汤本求真本来是西医,中年时,因为女儿死于痢疾,痛感西医之无术,乃发奋学习中医,认为:“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,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,立为方剂,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。”汤本求真的工作属于一项开创性的建设,尚不完善,当代著名经方大师胡希恕及其弟子冯世纶等作为承继者,正在努力完成,其中还有许多难关有待突破。

为什么“六经辨证”如此重要呢?因为它来自于一种十分高超的哲学思维:“三分思维”。这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飞跃。对于疾病这种“复杂事物”,只有用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上的六经辨证,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其客观规律。

《伤寒论》的六经辨证,其实应该称之为“三阴三阳辨证”,即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,再三分阴阳,将疾病的位置、阶段、过程、性质分为太阳、少阳、阳明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六组概念,太阳、少阴属表,阳明、太阴属里,少阳、厥阴属半表半里。

太阳病属于表证、热证;少阴病属于表证、寒证。阳明病属于里证、热证;太阴病属于里证、寒证。少阳病偏于表里不和,厥阴病偏于上下寒热错杂、虚实夹杂。

请注意:这就是“三分思维”!是一种立体思维,显然高过于阴阳学说这种“二分思维”,即平面思维。《伤寒论》能够在1800年以前,对于当时发生的严重的流感,进行有效的治疗,创造了一种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防治流感的模式,至今为止,众多的经方仍然是我们抗击流感的有力武器,与张仲景所采用的哲学思维、科学方法论密切相关。

这种思维方法,不但可以运用于辨治流感,也可以运用于辨治所有疾病。对于生命与疾病这种不断处在变动状态的“复杂系统”,建立在“三分思维”基础之上的“六经辨证”,始终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。

然而,后世却以“八纲辨证”代替了“六经辨证”,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思维水平的倒退。八纲辨证的雏形,在《汉书?艺文志》中就有了,产生在六经辨证之前。然而,随着《伤寒论》在宋代以后的式微,明代医家重新归纳出了八纲辨证,并且认为:六经辨证也包括在八纲辨证之内。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,因为八纲辨

证只是一种“二分思维”,正如只知道黑与白,不知道黑白之间还有灰一样,缺少了对半表半里、寒热错杂、虚实夹杂这种第三种状态的认识,就会使得临床思维简单化,无法把握住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的复杂规律,导致临床治疗水平下降。

我在临床治病,喜欢使用经方,而经方中的柴胡桂枝汤、半夏泻心汤、乌梅丸等寒热并用的处方,用得特别多,疗效很好,学生觉得不理解。我解释说,因为大部分疾病,特别是慢性病,经常呈现出寒热错杂,虚实夹杂状态,组方必须温凉并用,攻补兼施,才能够取得疗效。这就是得益于“三分思维”的方法论。

许多时方与经方同样,也具有高超的构思技巧,也具有不错的临床疗效。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时方的时候,如果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“六经辨证”的思维方法中,采取同经方一样的“方证对应”的原则来理解和使用,则能够大大丰富和补充经方的不足,创造更加广泛、卓越的疗效。从我自己几十年来读书临床之路来看,这种学习方法是切实可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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