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慢按：近年来中医火起来了，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也在推广中医了，中医人也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刊登一篇文章，引导大家如何学习中医，希望把大家学习中医的这把火烧的更旺！文中强调从伤寒论入手，从经方入门的经验是很值得参考的，老慢认为各种辨证方法包括六经辨证无非都是套路，是训练初学者的一套方法，不是经方之核心，所以如果感兴趣，不妨在熟悉方证 ，学会识证的基础上理解六经辨证是比较合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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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医从伤寒入手，始则难，继而大易；从杂症入手，始则易，继而大难。
一、从读《伤寒》入手，走进中医之门
我虽然有中医世家的背景，但青年时代并没有立志学中医。高中毕业，又经过几年的动荡生活之后，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跟随伯父学习中医。当时，已经24岁，用中医的行话来说，已经没有“童子功”了。要强记许多内容，实在难以做到，但理解能力，生活阅历，比一般青年学子要胜过许多。伯父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，作为一个中医临床家、教育家，在对我的“因材施教”方面，显然是有所考虑的。他不让我读其他中医古籍和现代教材，甚至先不读《黄帝内经》，直接读《伤寒论》。
这是一种取法乎上、高屋建瓴的人才培养方式。伯父的理由很简单：每个人接触新的事物，总是“先入为主”，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。学中医，方向要选对，第一步走好，以后的道路就广阔了。他反复强调陆九芝的名言：“学医从伤寒入手，始则难，继而大易；从杂症入手，始则易，继而大难。”虽然此说与陆九芝的原话有些区别，但经过伯父的改造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。
伯父还说：“我从医几十年，到老来才大彻大悟，读《伤寒》、用经方，是学中医最好的捷径。”这种久历沧桑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，多么值得后人重视！每年秋天，伯父都要抽出几天时间，虔诚地把《伤寒论》从头到尾温习一遍。这种坚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，我相信伯父给我指点的是一条中医成才的捷径，只要心无旁骛地走下去，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，不必问“为什么”。
二、学会识证用方，即可临床看病
伯父告诫我读《伤寒论》时，不必陷入原文的争论，不必“死于注下”，一定要掌握“方证对应”这个核心。他说：“古人云‘有是证，必用是方’。有‘往来寒热，胸胁苦满，默默不欲饮食，心烦喜呕’，必用小柴胡汤；有‘头痛，发热，汗出，恶风’，必用桂枝汤。使用经方治病，势必如此，要方证对应。”
几十年来，我虽然没有学过西医的解剖、生理、病理，却毫不畏怯地上临床，看门诊，疗效颇佳，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医疗失误，关键就在于掌握了中医这套“识证”、“用方”的本领。
在最初通过熟读《伤寒论》，建立了牢固的经方思维之后，几十年来，我按照伯父的教导，把读书的重点始终放在方剂上，包括经方、时方、经验方三大类。十分留意收集和运用古今有效的名方，并遵循伯父的教诲，凡是适合运用经方治疗的病证，尽量使用经方；感到经方不足以解决的，则合用或选用后世所研制的“时方”，以及民间有效的经验方。
时方、验方，是对经方的继承、补充、发展的关系，三者不应当偏废。因此，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，既要熟读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原文，熟练掌握二百余首经方的使用标准和范畴，并不断施用于临床、验之于实践；又要经常阅读后世医家、特别是当代名家的著作，从中收集和储备大量有效的治疗方药；最重要的，还要将时方、验方也纳入到“方证对应”的思维系统中，明确这些后世方所适合的证候与病机，用以丰富自己的临床知识，解决实际问题。
总之，在掌握大量古今名方的基础之上，寻求每一首方剂的“方证对应”切合点，大胆运用于临床，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空洞的理论探索方面，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中医临床家的重要途径。
三、回归六经辨证，掌握三分思维
迄今为止，历代中医所创制的方剂超过十多万首，经方只有269首，但经方所展示的群体的疗效，是后世方难以超越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《伤寒论》《经匮要略》所载的经方，是东汉以前众多名医集体创造的成果，大多数出自《汉书?艺文志》中的“汤液经”。经方的形成，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锤炼，是数十代医家临床积累的精华，代表了中医学体系形成时期方剂学的最高水平。换言之，张仲景不是经方的创造者，而是经方的收集者、运用者、集大成者。
因此学经方，用经方，不能看着是学习张仲景一个人的经验，而是学习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群体医家的经验，经方的疗效与一般形成时间较短、经历临床考验机会较少的后世“时方”相比，显然要高出很多。
张仲景对于经方的贡献，不在于创制了经方，而在于将经方纳入到“六经辨证”体系中，使得269首经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发挥群体的效用。在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，六经辨证的方法，不仅用于辨治伤寒这种外感病，也用于辨治其他各种杂病。这意味着，对所有疾病的治疗，都是采用统一的辨证论治方法。
在王叔和整理的《伤寒论》中，尚保存了六经辨证的方法论，而在800年之后，宋代整理的《金匮要略》中，已经完全见不到六经辨证的踪影，用的是按病归类，分篇论述的方法。当代有的医家认为：“仲景以六经辨伤寒，以脏腑辨杂病”。这是一种误判！在《金匮要略》的各篇中，根本找不到系统的脏腑辨证的证据。宋代在整理《伤寒杂病论》时所造成的历史失误，导致六经辨证的辉煌成就，从此黯然失色！
上个世纪初，日本卓有见识的经方派医家，试图恢复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原貌，特别是汤本求真编写的《皇汉医学》，1927年一经出版，就在中国就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章太炎曾经感慨地说：“仲景若在，则必曰，我道东矣！”此书最大的贡献，在于把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两书的经方合为一体，统一在“六经辨证”之下，这是试图恢复《伤寒杂病论》原貌的一种大胆尝试。汤本求真本来是西医，中年时，因为女儿死于痢疾，痛感西医之无术，乃发奋学习中医，认为：“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，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，立为方剂，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。”汤本求真的工作属于一项开创性的建设，尚不完善，当代著名经方大师胡希恕及其弟子冯世纶等作为承继者，正在努力完成，其中还有许多难关有待突破。
为什么“六经辨证”如此重要呢？因为它来自于一种十分高超的哲学思维：“三分思维”。这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飞跃。对于疾病这种“复杂事物”，只有用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上的六经辨证，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其客观规律。
《伤寒论》的六经辨证，其实应该称之为“三阴三阳辨证”，即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，再三分阴阳，将疾病的位置、阶段、过程、性质分为太阳、少阳、阳明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六组概念，太阳、少阴属表，阳明、太阴属里，少阳、厥阴属半表半里。
太阳病属于表证、热证；少阴病属于表证、寒证。阳明病属于里证、热证；太阴病属于里证、寒证。少阳病偏于表里不和，厥阴病偏于上下寒热错杂、虚实夹杂。
请注意：这就是“三分思维”！是一种立体思维，显然高过于阴阳学说这种“二分思维”，即平面思维。《伤寒论》能够在1800年以前，对于当时发生的严重的流感，进行有效的治疗，创造了一种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防治流感的模式，至今为止，众多的经方仍然是我们抗击流感的有力武器，与张仲景所采用的哲学思维、科学方法论密切相关。
这种思维方法，不但可以运用于辨治流感，也可以运用于辨治所有疾病。对于生命与疾病这种不断处在变动状态的“复杂系统”，建立在“三分思维”基础之上的“六经辨证”，始终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。
然而，后世却以“八纲辨证”代替了“六经辨证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思维水平的倒退。八纲辨证的雏形，在《汉书?艺文志》中就有了，产生在六经辨证之前。然而，随着《伤寒论》在宋代以后的式微，明代医家重新归纳出了八纲辨证，并且认为：六经辨证也包括在八纲辨证之内。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，因为八纲辨
证只是一种“二分思维”，正如只知道黑与白，不知道黑白之间还有灰一样，缺少了对半表半里、寒热错杂、虚实夹杂这种第三种状态的认识，就会使得临床思维简单化，无法把握住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的复杂规律，导致临床治疗水平下降。
我在临床治病，喜欢使用经方，而经方中的柴胡桂枝汤、半夏泻心汤、乌梅丸等寒热并用的处方，用得特别多，疗效很好，学生觉得不理解。我解释说，因为大部分疾病，特别是慢性病，经常呈现出寒热错杂，虚实夹杂状态，组方必须温凉并用，攻补兼施，才能够取得疗效。这就是得益于“三分思维”的方法论。
许多时方与经方同样，也具有高超的构思技巧，也具有不错的临床疗效。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时方的时候，如果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“六经辨证”的思维方法中，采取同经方一样的“方证对应”的原则来理解和使用，则能够大大丰富和补充经方的不足，创造更加广泛、卓越的疗效。从我自己几十年来读书临床之路来看，这种学习方法是切实可行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