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了黄煌教授的经方讲座，让我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伤寒论，并让我真正看到了中医的力量，当我看到现在中医显现出来的重重危机，我相信这只是因为中医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途径，并不是中医本身的无能，换言之，只要我们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切入口，中医的魅力就能真正被焕发出来。我以经方的运用为例，结合与黄教授的几次谈话，谈谈我自己的几点愚见。

首先要遵从中医原方，辨证治疗。

经方原方的魅力在于其精巧的结构，让我们不得不折服于古人的智慧。本人素有月经不调，为我诊治的医生都认为是冲任虚寒所致，所用之药十有八九是温补肾阳之药，熟地、肉桂、锁阳、紫石英之类不胜枚举，效果并不显著。后来我就尝试用黄教授所谓的“植物中的雌激素”温经汤一治，服用一星期后，自觉皮肤光滑了，精神也好了，患了一周的感冒也痊愈了。观其整张方中，无一味直接温补肾阳之药，却用半夏之药行其胃气，是后人所开之调经方所很少考虑的，至于如果将半夏参与其他温肾阳之药之中，到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，经方之精妙，后人纵使可以用多种途径解释之，如果企图要突破它，改造它，恐怕是蚍蜉撼树了。

相反，有的人不懂辨证，“不会”用，就说“不能用”；又有很多人，喜欢变化着用，要知道中医的一张方子就像一个分子，里边的每一味药（包括计量）好比是一个原子，这些原子共同决定着这个分子的性质，任何一个改变都决定着性质的差异。你改变了方子里的某些药味，就等于放弃了原有的结果，尝试做一次新的实验，要证明的是另一种新的物质的临床效果。

中医的哲学在于实践出真理，我们的许多现代医家喜欢用经方，验方的道理就在这里，被实践证明了无数次的东西为什么还不敢用？中医数千年的实践经验就是优势，尤其是以本草为药材，以人体为对象实验出来的好药好方，我们只有把它继承好了才有优势可言。

我认为单纯用实验室来研究中医，在确定中医疗效的同时，也在为中医被西医吞并做好铺垫。

然后要重视西医病名的诊断，病症结合。

中医的前景正陷入一种境地：不但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，反而面临被西医吞并的危机。有人预言说，“现代医学与中医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趋同，中医将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。”

中医人士直到现在也只把中医优势停留在“整体观点”“辩证论治”“毒副作用小”上，相对于发展日新月异的西医来说，中医的起效慢、疗效不稳定等问题始终作为“特点”遗留着。中医要发展必须要明确中医和西医各自的长短，所谓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。似乎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，可是问其中医长在何处？曰：副作用小；又曰然，是药三分毒，事实也证明如此，越来越多的中药已被证实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人体损害。西药副作用大，然，服用了几十年的降压药，感觉良好。到头来，自己的短处被人家不断揭露，别人的短处却只能含糊其辞。

中医的问题究竟在哪里？人们对于中医的质疑首先在于其疗效的不确定性。或许为此，病人常常不辞辛劳地寻找名老中医，即便是到了某位“泰斗”那里，也不免于长期服药遥遥无期、进退两难，总算碰到一个疗效显著的，就名之曰“神”，殊不知一个人一旦踩在了众人的肩膀上，看得也就更远了。

   而西医的优势恰恰在于“明确”，人们喜欢，哪怕你把我治死了，只要之前你给了我明确的“诊断”，现代医学就是有这个本事，让病人病得明明白白，治得明明白白，好得明明白白，死得明明白白。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就应该在于其规范的，法制化的诊疗程序。

既然如此，我们中医就应该发扬“拿来主义”精神，借助西医的诊断来辅助中医的诊断，利用西医的诊断来明确中医的诊断。

我认为现代病名的引入正为经方的运用注入巨大的活力。还是拿温经汤来说，本人在服用这张方子之前就有着非常大的信心，其中的原因就是,在我的脑子里有了两点明确的依据：一，是黄煌教授所讲的“温经汤”体质：身体羸瘦，皮肤甲错，面色萎黄无华等等，他根据临床经验补充说温经汤是植物雌激素；二，是早在我的血液检查中就显示我的雌二醇水平偏低。尽管我的临床表现并没有仲景原书中全部的特点，以上两点依据已让我充分相信，“温经汤”适合于我的疾病的治疗。

最后，因人制宜是确定用方的关键。

在黄教授的经验中，“体质”的总结显得尤具特色，他认为“古代方证实模糊的，是简略的，我们追寻的是现代方证，是病名加上体质，其中病名尤为重要。”当然，由于中医讲究的辩证论治，仲景追求的是“方证结合”，现代病名的加入正如我以上所说，是为增加诊断的确切性，所谓的“现代方证”就应该是“现代病名+体质”，才能真正体现中医因人制宜的特点。

人，病，方三点确定一种疗效。这个“病”在仲景时代由于科技的局限性，只能是由感官获取的“证”，所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现代高科技发展中诊断所得的“病名”，完全可能将这个疗效确定得更稳定。

“闭经，卵巢功能低下，身体羸瘦者温经汤主之。”

如果我们能根据现代临床的经验将所有的经方按照“病名，体质，方名”的格式加以罗列，或许会有另外一本伤寒论出世。